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于香港去世。噩耗传来，坊间一片悲伤，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寄托哀思。金庸笔下的江湖奇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独特的中国童话。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及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在华语文化圈拥有十分庞大的受众群。上至教授博导，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其中经典的武侠人物和故事情节谙熟于心。

　　为何武侠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溯其源头，武侠类叙事自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中生发。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多记游侠事，司马迁在《史记》里更是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为题，专章细述此类壮士。他们出身乡野，却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至唐，文言小说发展成熟。唐传奇中多有游侠人物，塑造得鲜活生动。昆仑磨勒携锥杀猛犬，为主救红绡；红线盗节度使之金盒，以示警告；聂隐娘脑骨中藏匕首，可驰骋千里取人首级化水，其与妙手空空儿、精精儿的对战场面更似一场幻术。值得一提的是，侠客们虽身怀绝技，却并无嗜血滥杀的一面，如聂隐娘见罪官小儿可爱，不忍动手，怀有仁心善念。

　　至后世，侠客形象进一步确立。许多文学作品的情节依托侠士推进：《紫钗记》改自《霍小玉传》，黄衫客慷慨相助，使李益和霍小玉重逢，唐传奇的爱情悲剧至此成为大团圆喜剧。《聊斋志异·聂小倩》中，剑客燕赤霞身怀异术，妖魅不敢近，继而降服作祟之鬼，保住了宁采臣与聂小倩。清代频出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皆以侠客、义士故事为题材。

　　千百年来，这些侠义题材的作品润物无声，逐渐融入民族心理，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孔子言“勇者不惧”，认为勇而信是君子应当具有的美好品德。孟子提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之勇。古老的侠文化在流变中浸染上儒家特质，“侠”与“士”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对责任与道义的承担。也正因如此，武侠小说中，作者虽对武功描述甚详，但他们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世间的情与义，带着浓厚的人间温度。

　　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并非主流话语中的帝王将相，而是侠客。侠客们的江湖是在雄奇幻想与心理期待中建构的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士任情重义、少有束缚，以武力及法术匡扶正义，救人于危难——这是儒家不平则鸣思想的通俗文学表达，也反映了读者大众对满怀救世热忱的侠客英雄的期待。

　　当代武侠小说沿袭中国古老的侠义精神，书中侠客也多与“士”相似，具有独立不迁、信义刚直、一诺千金与嫉恶如仇的特点。同时，又将侠的精神升华：古龙笔下的侠客铁中棠，处颓乱江湖却积极进取，连敌人也承认其坚韧侠义，为天地间磊落英雄。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郭靖教导杨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浸染着浓厚的儒家济世情怀。郭靖夫妇为保家卫国而战死襄阳，成为民族不屈脊梁，此为大义，更为大爱。

　　小说家们精心构建的江湖，成为国人心灵深处的田园牧歌：江南，塞外，沙漠，海岛，高歌纵饮，策马奔腾……虽处江湖之远，而秩序与侠义并存，生动多彩，情意拳拳。

　　许多人在悼念金庸先生时表示，年少时酷爱金庸小说，从中读出了仁义与忠诚，读出了宽厚与悲悯，并据此建立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

　　由此想来，当武侠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道文化盛景，并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底色时，忠义诚信也传播久远，直至今日。（斯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