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天平（电视评论人、日本爱知大学访问学者）

　　作为当前最主流的文化消费之一，观看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近年来，伴随真人秀浪潮的勃兴与迭代，综艺节目之于普罗大众的影响深入，并构成以年轻受众为核心向外辐散的更广谱传播。一批又一批引发全民关注的综艺在台网两端涌现，但越来越“年轻态”的节目也面临新的状况和问题：节目越来越“低龄”，打着亲子旗号实则对青少年过度消费，在立意和构造上缺乏正向引导；节目越来越“粉丝向”，图解“偶像”的社会功能，在应援、打榜等狂热的粉丝行动中异化选秀属性，营造过度娱乐化的青年文化表达；节目越来越“同质化”，才艺竞演、户外慢综、明星比拼……诸种曾被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题材，在相似节目形态的批量生产下不断消耗观众的审美期待，无论对于节目的自主创新抑或行业生态的良性存续，都构成潜在的危机。

　　诚然，年轻受众固然是当前构筑综艺市场消费的有生力量，面向年轻人的取材、创作和传播都具有现实价值：好的综艺节目，不仅可以引领更积极的青年文化风貌，也是形塑当代年轻人文化和审美习惯的重要线索。然而，仅仅把落脚点对焦年轻人、过度窄化内容表达，亦会反向阻碍节目的社会意义生产。在节目中谈情说爱、跑跳喧闹，嘉宾们纷纷逃离现实去“生活”、去“远行”，趋同的情感构造和假想的社会焦虑让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综艺仅仅沦为一道关于“年轻”的视觉奇观。

　　被推崇的快感背后，是值得行业反思的命题：一方面，以“年轻”为名的节目创作，渐渐成为一种“偏好”。从制作方或平台方的考量看来，年轻人是收视主力，“得年轻人者得天下”，但无关宏旨的娱乐基调，或能满足年轻受众的体验快感却无法生成更有力的社会价值，规模化的偶像养成、诗和远方，或能对味“流行”的适切表达却无法构建更有价值的文化空间。在过去几年间，有影响力的节目或多或少存在跟风效仿、乏于创新的状况；另一方面，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当前的创作在实质上缺乏对跨代际人群的观照，有的节目过度将偶像文化视为圭臬，有的节目为年轻社群的生存困境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带来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只关心自己的情感体验，却无意于洞察所置身的庞大世界。

　　综艺节目不能仅仅讲述年轻人的故事。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它理应拥有更开阔的格局和视野，从青年群体里提炼问题，作用到全民传播的旨归当中。值得高兴的是，近期也有一些有益探索渐成规模，有意识地跳出“为年轻而年轻”的创作沉疴，在立意和形态创新中带来新启示。于电视端，有的综艺作品拓展聚焦人群，镜头不只是对焦年轻人或受年轻人喜爱的明星艺人，如以“英雄”入题的节目《闪亮的名字》，讲述了“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莫高窟守护者常书鸿等时代楷模的故事，为当代青年树立真正的榜样力量；有的综艺作品关注“传承”，如节目《我们的师父》尽然呈现了老一辈艺术家牛犇的从艺心路，其言传身教无疑能成为年轻人进行自我反观的重要参照。

　　在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端，也有综艺作品在题材和表达上跨越代际鸿沟，形成值得推广的创新实践。例如以师徒关系破题的节目《少年可期》，几位少年向资深音乐人进行“讨教”，前辈现身说法用专业和品格为年轻人做表率，具有积极意义；又如《忘不了餐厅》聚焦值得年轻人认真对待的老年人问题，关注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特殊”老年群体。在遗忘里的铭记都被镜头温情记录：虽然所有人都无力对抗衰老，但在过程中却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我们理应给予老人更多的爱、尊重和陪伴。

　　采用可被亲近的方式提供更充分的代际沟通和对话空间，这是综艺节目的文化底色所在，由此也能从中找到其娱乐性和社会性的平衡点。狭隘地拘泥于所谓“年轻态”的表达，只会让节目的创作和传播陷入更无关痛痒的泛娱乐化思潮中；相反，综艺节目需要观照更普遍的社会空间，将不同社会群体、代际视角导入，勾勒更鲜活、生动的时代性表达：既要让作为“生力军”的年轻受众更关心周遭和世界，也要让文艺创作真正面向大众、无屏障地为更多普通人创造共情。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优质综艺节目得以立得住、传得开。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05日 15版）